欧阳竟无先生学述佛教法相唯识之学，向以义理邃密，典籍玄奥见称。唐初奘师，负笈五印，归而兴斯学于中土，后其门人窥基，开宗慈恩，再传慧沼，迄于智周，四传而微。后世虽偶有识者略涉鳞爪（若明季王船山），然法统中绝，衣钵乏人，渐成绝响。前贤究其深因，多以为印土有宗之学，名相繁琐，入道途艰，难与吾华固有之思想相融，故难为继焉。诚可憾也！

　　有唐以降，诸宗代兴，渐而禅家独盛，宗门重心传而不重典籍之学风亦由是滥觞。至宋明以来禅净合流，经教濡染于神秘，缁衣日趋于谄俗，不求甚解，笼统汗漫之弊，一发而难收焉。迨至清季，西来之教，式微甚矣！然当是时也，有志学人睹此状况，无不痛心疾首而欲振衰起弊。更目睹神州凋敝，外辱肆横，而欲贞下起元者，亦多转求诸佛籍。诚梁任公言：“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…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，殆无一不以佛学有关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者是也。若章太炎、梁启超等，以为佛家无我平等之教，振聋发聩，有资于士民奋起；而有宗之学以因明精析名相，尤可争衡于西学逻辑。故法相唯识学之复兴，为清季思想界之一大特色，而宜黄欧阳竟无先生，为斯学之近世集大成者。

　　欧阳竟无（1871-1943），名渐，字镜湖，年五十改字“竟无”，江西宜黄人，学界称之“宜黄大师”。早岁家道艰难，曾研陆王儒术，中年后从金陵刻经处杨仁山老居士治佛学，于老居士逝后承其事业，并开创“内学院”，一时俊彦，若吕澂、王恩洋、熊十力、梁漱溟、汤用彤、蒙文通等，多曾出于其门；学、政两界之骄子若梁启超，亦对其执礼，曾致书于竟无曰：“竟无先生吾师：侍讲席两旬，所以弘我者无量，方冀多聆慈诲，益植善根。……然两旬所受之熏，自信毕生受用不尽也”。梁漱溟更誉竟无之佛学乃“时之泰岳”。如是种种，可见欧阳竟无之于近世文化思想重要影响之一斑焉。

　　竟无早岁家贫，幼龄丧父，中道丧亲丧子，一生坎坷之际遇，亦其治佛学之因缘。晚年有书函自述其心路历程曰：

　　渐之学佛，与他人异。我母艰苦，……病魔生死，儒既无术应我推求，归根结蒂之终，下手入门之始，亦五里堕雾仿佛依稀。乃于我母谢去之一时，功名富贵，饮食男女，一刀割断，厕足桑门，四方求师友闻道，转展难偿，甚矣其苦也。三十年读书，求诸西方古人，乃沛然有以启我。家不幸，女兰，十七，从予学于金陵，予以刻经事入陇，归则夭殁。中夜号恸，既已无可奈何，乃发愤读书，数数达旦。于是《瑜伽》明，唯识学豁然。乃有滇游，四方之士日至。子震元，英迈有志，又游泳毙，发愤读《般若》，读《华严》，读《涅槃》，次第洞然。驯而至于近年，融会贯通，初无疑义，乃有论定学说。（《覆魏斯逸书》，1936年）

　　盖可见竟无先生生于忧患，于逆境中以学自勉，如是精进不已，其精神气质终熔于其平生学术中。读竟无先生之文，每感宛若秋风萧瑟，悲凉浩大，有其催人奋发之巨力焉。其学亦若凤鸣高岗，悲心迫切而愿力弘深，能发前人所未发奥旨，斥他人所不敢言之俗弊也。竟无之佛学，以印度大乘空有二宗为究竟，孤明先发者，若在《辨唯识法相》、《〈瑜伽师地论〉叙》诸文中，判唐代以来向以为本是一体之“法相”“唯识”为二学，得时之著名学者沈曾植、章太炎等人之赞佩。于《辨方便与僧制》、《内学院院训释》等文中，不畏千夫所指，揭时之僧团腐化保守不学诸弊。更力排俗议，辨中土教界尊奉千年之《起信》、《楞严》等为汉地伪经，进而反思中土台、贤、禅诸宗之根本义理安博体育登录入口，由是引发之争议，牵涉广泛，轰动一时，至今未息。

　　在经藏出版事业上，举其要者，为承杨仁山老居士未竟之事业，刻成《瑜伽师地论》后五十卷，梓成后，于《〈瑜伽师地论〉叙》中感慨言道：“是《论》刻成，由终溯始，已阅二十寒暑。夫以无著请说之难、奘师传译之难、元明展转刻而复毁之难，今者重刻又如是之难，敬恭作《叙》，以志其难”。并参以梵、巴、藏文，刻印《藏要》三辑，收录经论七十三种，校勘之精善，学界公认。

　　竟无晚年致力于会通佛儒，援佛理以释儒家，调和世间、出世间法，使其学更具其时代精神。于《孔佛概论之概论》《〈中庸〉传》诸文中，以清净寂灭阐孔门之中庸、性天等义，更目睹东夷肆虐，神州板荡，以狂狷之境界，力辟乡愿民贼。纵观竟无先生之平生学术，有一言可蔽之，曰“悲愤而后有学”， ——竟无于《内学序》中曾坦陈其“悲而后有学，愤而后有学，无可奈何而后有学，救亡图存而后有学”之心曲，此“悲愤”不仅概括其逆境人生，更突显忧虑家国民族危亡的悲壮情怀。——此“悲”实为救度无量众生之菩提心，此“愤”实欲拔一切苦之金刚力也！吾人反顾今日，应作为学者和士人之生命的时代使命感和文化批判意识，依违于权力与金圆间，扫地殆尽！可见欧阳竟无“悲愤而后有学”之精神，更具其时代意义也！

　　佛学之于近代，可谓异彩流光，妙义纷呈，绝学始继，贝叶重光！冀踪前贤，反顾于今，沉迷于禅空，执著于生死，而不见昔贤菩提救世苦心者，又行其道焉。昔年余以五言古体赋清季诸哲，其一赞竟无先生者，曰：